朱伟父亲先走后，母亲变得越来越孤独。她与我约好，每周六等我电话，于是妹妹说她从早上起来就开始等，等到心神不宁。碰到我因为有事而忘记，她就会开始哭，哭到伤心至极。母亲一辈子都爱花，儿时老院子墙上，一到春天就开满粉色的蔷薇，那花自然就成为弄堂里的亮点。春天是母亲辛勤种花的季节，院里院外，去年攒的种子都播下去，到夏天院里院外就到处是凤仙、太阳花、绿阳花、夜来香。母亲种的都是草花，最好的花也就是一盆月季，开紫色的大花。那其实都是我下乡前的记忆。母亲读书一直读到高一，在那个年代算知识女性了。她总跟我们说，父亲只读到初中，如何不好好读书，说到自己的文化，总有一种自信。我的文学修养多来自母亲，从记事起，母亲就一直在饥渴地读书。那时弄堂口有一家书店，店里的小说母亲读完再去借，基本全部读完。她那时最喜欢张恨水的小说，而父亲当时只是读小人书的水平。母亲是我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者，她说古书要比现代小说好看得多，她启发我读的第一本古典小说就是《说岳》，那时我不知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，读完真被迷得神魂颠倒，从此开始懂古书的好处。母亲不喜欢读外国书，她说外国小说里的人名太长，记不住。她喜欢给大家写信，习惯用圆珠笔，下笔很重，许多依然是繁体，最后落款永远是“母字”。我一生中最温馨的母子记忆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家里修改长篇小说，天很冷，父亲怕我晚上冷，用破棉被将床围起来。我每天改完的部分，母亲晚上就坐在被窝里读，那时父亲已经呼呼入睡。等母亲入睡后一觉醒来，见我还在灯下，就会用疲倦的声音催我：“好困了，明朝再写。”母亲这一生，只有短暂的职业生涯。听她说，只有父亲找不到工作失业的那段时间，她才出门去旧上海一家饭店当出纳。那时她年轻、漂亮，据说还会几句英语。早时家里曾留有那个时代她与父亲的一张旧照片，穿旗袍，烫头发，就像旧上海月历牌上的人物。可惜后来几经搬迁，这照片不可寻，那形象就只在想象中。父亲一旦有工作，母亲好像就甘愿为附庸，这大约是那时妇德最重要的标识。记忆中的母亲，早上总是天没亮就第一个起床，蹑手蹑脚走过我们床边，生怕惊醒了睡梦。下楼生炉子，把厨房窝里养着的鸡放到后门圈好的鸡栏里，等父亲下楼煮粥，她则踏着弄堂里还没熄灭的路灯残存光亮去菜场买菜。父亲喝完粥上班走了，她才给我们穿衣起床。上午基本是洗菜、淘米、做饭，边做饭边与乡邻家长里短，乡邻都叫她“朱师母”。午饭是做针线的时候，纳鞋底、补衣服，做衣服。等太阳开始西斜，开炉子煮热水，冬天灌满一个个“汤婆子”，暖到一个个叠好的被窝里，将我们的换洗衣服都暖在“汤婆子”上，以保证换衣服时不冷。夏天则对好了温水，让我们一个个上楼洗澡，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，天井里已经用井水浇透了去暑，在夜来香丛边长凳架门板，搭成乘凉的床，给我们扑完爽身粉，就收走了拖鞋，不让再出汗。她自己洗完澡，则开始在井边洗衣服。等吃完晚饭，我们乘凉吃西瓜时候，她总是第一个上楼，她说，我先去探探看能不能睡觉。她把门板从桌子架到南窗外，点好蚊香，一个个安排好我们睡觉的地方，才自己安静着躺下。所以我的童年，最难忘是仰头望着漫天星空，身下就是邻家屋檐，而在自家屋檐下，则挂着蝈蝈与纺织娘的笼子，在月色下不间断地歌唱。 母亲喜欢整洁，我们从小到大，没有穿过脏衣烂裤，衣服总是叠得干干净净、破的地方补得整整齐齐，放在每人的抽屉里。家里每周一次大扫除是必须的，她会把我们都动员起来，拖地，擦桌子，擦窗户。每到换季，就要张罗搬床，夏天把床搬到窗口，冬天再把床搬到避风的地方。母亲一生最忙碌是四清后，她被工作组看中，当上街道主任的时候。下午与晚上，开始经常出去开会，但到了要烧水做晚饭时，总会急匆匆赶回来，等全家吃完晚饭再出门。我记忆最清晰晚饭后她戴着红袖章，举着小红旗，领我沿街走一圈，嘱咐每家火烛小心的情景。其实那时家家早就不用火烛了。母亲当不久主任，“文革”就开始，因父亲的历史问题，她自然又回到了家庭妇女的位置。母亲因为生孩子多而贫血，她怕夏天，天一热头晕毛病就会犯，夏天时额头上经常拔着火罐，有时让姐姐帮着刮痧，背上刮到鲜红。儿时见母亲病倒在床上，总有一种恐惧感，恐惧母亲要是有一天不在了，我该怎么办。我下乡，对母亲是一次很大的刺激。对我而言，那时外面那个世界充满了新奇，几乎毫不犹豫就报了名。对母亲而言，这儿子则过早就展开翅膀飞了，于是她躺了一天一夜，等我要走那天起床，全家合影，然后流着泪帮我整理衣裳。我在那时并不意识，从走出家门那步起，其实已经离开了这个巢。以后探家，就变成了短暂的过客。所以，关于父母与家的记忆，好像也都凝固在了下乡前。下乡以后的家，好像只是一个尾声。最后的关于老房子的记忆是我结婚的时候，那是记忆中在老房子里最后一次热闹地过年，初一还是吃了炒面，初二母亲还是包了团子。等我结婚后再回家，父母已经搬离了老房子，记得那个夏天，我们从黄山回上海正好遇上台风，风雨中竟找不到父母的新家。那是一间很小的屋子，父母在床上，我们只能睡在床下。老房子里那个圆满的家的感觉，其实那时已经不存在了。再之后，父母作了一个选择，把他们的房子与妹妹的房子换在一起，住到了妹妹家里。父母的晚年，在妹妹家里，应该说构成了一个美满的结局，妹妹给提供了我们都做不到的生活条件，让他们过上了奢侈的生活。父亲临危时曾对我说，“现在看来，当时我作了一个很准确的决定”。从父母搬到妹妹家里，妹妹就试图承袭一个大家的感觉，邀我们每年过年，早早就准备好各种年货，从小年祭祖宗开始，让父亲主持过年。但我明显感觉到父母一年又一年茫然如失、经常束手无策的样子。他们茫然是在妹妹家里成为了妹妹精心供奉的老人，再也找不到一种家庭主人，能通过自己能力，将儿女都像鸡雏一样呵护在身边的感觉。于是他们开始像一个家庭之外的旁观者，他们开始成为需要呵护的对象，只能以慈爱的眼光，看着一个个膝下子女家庭所享受的欢乐。这一个个家，毕竟是子女的家，而不再是自己的家。于是父母一年一度最大的欲望，就是盼望过年尽可能多的子女能团聚。从过完年，送我们离开，就开始等待下一年的再见。当不再有父亲与母亲的感觉的时候，我一年年都感觉到父母的衰老。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，父母还会带着孙子去公园，父亲还会给孙子划船，母亲脸上还布满了满足。等孙子大了，不需带着去公园了，他们每天的消遣，好像就剩下自己肩并肩去散步了。等到孙子长成了大人，他们连散步都走不动了，就只能以慈爱的目光看着高过自己一头的孙子，只能坐在藤椅里伴随电视里的声响度日了。父亲先走后，母亲变得越来越孤独。她与我约好，每周六等我电话，于是妹妹说她从早上起来就开始等，等到心神不宁。碰到我因为有事而忘记，她就会开始哭，哭到伤心至极。其实每周可能说的是同样的话，当子女的往往不理解一个母亲到老年的心境。一年年过年回家，母亲日夜盼望的实际是一个虚幻的热闹，每年年夜饭，她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似乎只是大家都在她身边的一种满足，然后早早就关上门睡了，那震天动地的鞭炮似乎已经与她隔了一个世界。眼见着母亲一年年木讷，她的每天似乎变成了程式，早饭、午饭、晚饭只吃同样东西；吃完早饭还会读几页书，但她自己说，读完就忘了，已经不知读的是什么。下午把电视开到很响，看一下午的戏曲频道，无论越剧、沪剧还是京剧。下午五点多吃完晚饭，下午六点多早早就睡了。过年回家，她颤巍巍不断从屋里走出来，但大家很难再与她说话，她每天几乎都在重复同样的话题，谁有耐心不断地陪她重复呢？于是她只能又颤巍巍走回自己的屋子。母亲这次临走前在医院，神志清醒时我问她，你这辈子过得满足不满足？她说，大多是满足，也有不满足。我问她，如何满足如何不满足？她说，满足的是，第一找了一个好丈夫，照顾了我一辈子，没让我吃到苦。第二晚年跟了你妹妹，吃好穿好，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。第三，你们子女都能孝顺。不满足的是现在老了，身体有病。她对在医院照顾她的护工说，你干活真像我年轻时的样子。我现在老了，身体器官，哪里都不行了。母亲的茫然让我伤感，她几乎每个晚上都要拉着手问我，离开了这里去哪里？我说，等你病好了，我带你回北京。她摇摇头说，北京我不想去。我说，那就还回到妹妹那里。她还是摇摇头。我说，那回到老房子吧？她无力地问：老房子？老房子在哪里？老房子，那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家，早已成为过去，只在过去褪色的记忆中，早就灰飞烟灭了。母亲选择了周三我空闲时候病情恶化。在他们这一代人意识中，子女的工作还是重过一切，所以我回去看她时，她总抚摩我手说，回去工作吧，工作要紧。我这一生的遗憾，大约就是周三没能赶回去。周二晚上听说她吐了血，周三早上听说她喝了牛奶，还要妹妹给她做烧苋菜与油焖茭白。傍晚妹妹打电话说，精神还好，没想到晚上10点钟电话就说不好，这时想走也飞不了了，于是错过了陪伴她最后一夜的机会。周四一早赶到机场，赶到医院时，她还在艰难地等我，瞳孔其实已经扩散，但仍寻找着她身边的子女们，她希望大家都能环绕在她的周围，成为她一生最后的总结。她最后走的时候，我难忘那个坚毅地抿着嘴咬了咬嘴唇的动作，她最后咬破了她自己已经苍老的嘴唇。母亲走后，我眼前晃动的都是她与父亲年轻时的影子，他们携手活了近一个世纪，实在是饱受了太多生之辛劳。他们以他们的辛劳，哺育的是我们未成年时的温馨，这温馨足够我们一辈子在夜深人静时回味。我们就这样获得了幸福——我们真幸运遇上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与这样一个伟大的母亲。在一个大家都开始鄙夷牺牲的年代，今天这样的父亲与这样的母亲大约真的不会再有了。愿我的父亲与母亲能在超脱之后，有真正卸下重负的安息。朱伟资深媒体人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前主编。